本站讯（作者 刘雪云）11月2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幕。历经长达两周的谈判，延期30多个小时后，会议最终设立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筹集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11月1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人们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的标识合影。

引导 200 个国家达成一项复杂的气候融资协议并非易事。在COP29闭幕前两天，全球南方国家拒绝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出资250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协议险些未能达成。

“COP29 旷日持久地谈判反映了世界所处的更加艰难的地缘政治形势。其结果是捐助国和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之间达成了有缺陷的妥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李硕表示。

3000亿美元，“杯水车薪”

印度代表团代表钱德尼·雷纳（Chandni Raina）在峰会闭幕全体会议上表示，3000亿美元是“微不足道的数目”，称该协议“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无法解决所有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作为今年COP29最核心议题，确定气候融资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气候行动需要大量的财政投资，例如投资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新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贫穷且不发达的岛屿国家，能够实现设定的气候目标，必须提供资金支持。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均需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同时强调责任分担原则，责任更大的主要排放国需率先快速减排，且富裕国家应向资源匮乏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以减轻其因气候变化加剧而承担的财政重担。

富裕国家应向贫穷国家支付多少钱？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向较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这一承诺直到2022年才得以首次实现。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幅度加剧，气候适应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

一名儿童在南苏丹琼莱州的洪水中行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各国每年的开销或将高达3870亿美元，而到2050年将更显著地增加。不久前，联合国召集的专家小组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2.4万亿美元才能满足气候和发展需求，而目前的投资额远远不及。

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发达国家则强调其经济增长放缓和排放量减少。

资金来源和资金需求的不匹配成为融资阻碍，包括支持额度、必要支持领域及出资方等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来。

“目前如果将资金支持从原有的每年1000亿美元大幅增加到上万亿美元，并主要由发达国家承担，同时还要吸引私人资本的参与并不现实。”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谁来出资可能比出资额度目标争议更大。一方面，像欧盟这样已经大幅增加出资额的国家，也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和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要求它们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资金变得更加不切实际。

张中祥认为，解决这种无休止的争议，应考虑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贡献、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和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三大指标，以协商确定出自国和出资比例。

“下一步，新气候融资目标还重在‘如何落实’，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考虑资金性质的转变。”张中祥补充道。

公共资金提供的气候适应资金是关键

据统计，2022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计1159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这笔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向了低收入国家，大约四分之一流向了非洲。贷款占了其中最大一部分，并主要流向了中等收入国家。

贫穷国家表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无需偿还的援助，而不是贷款。这些国家请求数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以无需偿还的赠款形式提供，而不是可能使他们进一步陷入债务的贷款。

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与会者呼吁为气候倡议提供资金。

据相关机构显示，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每年需要的将近2.4万亿美元气候融资中，约有1万亿美元需要从国际公共财政和私人投资中募集。公共资金往往用于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投资。有时，公共资金可以通过“推动”企业进入和创造新产品市场，鼓励来自企业的私人融资。私人融资除了投资于对新型绿色经济至关重要的项目，也需要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

“气候融资应聚焦公共资金，关键要提高公共资金幅度，特别是气候适应资金需达到2000亿至4000亿之间。”张中祥分析，在讨论气候资金支持时，首先应先设定一个比现有水平更高的公共资金额度，用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其次，需要明确区分公共资金中双边和多边资金的来源和用途，以确保资金能够更有效地用于解决具体问题，并考虑增加出资国和制定出资的准则；最后，除了现有的公共资金外，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引入私人资金来填补。但同时私人资金的引入需要与公共资金有紧密的联系，以确保其有效性。

此次气候大会上，各国还就碳信用额度交易的全球市场规则达成了一致意见。新交易规则将包括一个由联合国管理的碳信用额交易系统（对国家和公司开放）和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交易系统。

全球碳市场或为气候融资提供另一资金渠道。碳市场是碳排放权交易形成的市场，旨在帮助各国以低成本实现设定的排放目标。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配额分配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从最初的免费分配到后来的配额拍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资金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于支持排放企业的节能减排项目、补贴受影响的消费者和弱势群体，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碳市场引入的拍卖机制可以提高碳价格，有利于节能减排，同时拍卖所得的收入也可以用于鼓励节能减排和对受影响的企业、地区或居民进行补偿。”张中祥说，各国减排成本差异大，碳市场通过允许国家间交易碳排放配额，促成了低成本减排。但发展中国家建立碳市场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援助资金搭建平台，并确保减排的额外性和环境效益。尽管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有限，但启动符合规则的碳市场有助于吸引更多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

中国在全球气候资金体系中承担何角色？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唐纳德·特朗普候任总统，明年一月重返白宫可能会使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许多努力化为泡影。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未来四年如果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谁将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由此，中国在全球气候资金体系中的定位和贡献也受到多方关注。

今年的巴库COP29会议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布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数量。据初步统计，2016年以来，中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及动员的气候资金总额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德国、美国、法国之后的第五大气候资金提供国。

11月13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拍摄的聚焦中国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发展的中国角边会活动现场。

世界资源研究所近期发布的《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提供和动员的国际气候资金》（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通过双边公共资金、多边公共资金、出口信贷以及私人资金四种主要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额已接近45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同期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量的6.1%。

但中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气候资金的追踪和披露机制，实际的资金贡献可能会被忽略。报告认为，自2013年起，中国设立了多个对外投资基金和专项贷款项目，以支持气候变化、农业、粮食安全和发展等领域的项目。其中，中国动员的私人资金规模实际上极可能大于研究展现的数据结果。

“中国的出资虽有其战略利益和外交考量，但也可能引起误解和指责。中国需要适时转变出资思路，更多地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公共产品和全球污染贡献的融资，以平衡各方利益和指责。”张中祥说。

当前，联合国仍将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认定意味着，中国并不负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向较贫穷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正式国际义务。但实际上，中国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并通过多种方式为全球环境治理和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外界对于中国在气候融资中的角色期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还面临巨大压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做自己的事。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要达到80%左右，这也意味着巨额的资金需求。同时，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业链，降低了利用成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伦敦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欧洲发展政策和领导力项目研究员贝塔乔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认可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在气候方面作出的资金和非资金贡献。她表示，为了避免关于出资国范围的讨论成为中美紧张关系下的零和游戏，不应当只聚焦中国，中国之外的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气候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刘雪云

图片来源：新华网、联合国官网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reports.org.cn/index/news/46058.html

（编辑 赵晖 王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