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连续的重雾霾天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重霾来袭：我们该怎么办？”不仅是普通民众的大声疾呼，也是学者们深深的忧虑。12月22日，由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重霾来袭：我们该怎么办”理论研讨会举行。

　　研讨会上，常年工作在法律、环保等领域的学者们直言：面对重度雾霾，我们是时候反思管理缺位、公共政策失衡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了；是时候在“环保”与“发展”的抉择中，将环保放在首位了。

　　12月16日起，京津冀多地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根据环保部通报的重污染情况，20日，我国中东部灰霾面积达到188万平方公里；污染最重时108城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截至21日15时，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8城维持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50城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环境法专家孙佑海在论坛中指出，从管理与法制的角度讲，京津冀雾霾加重的根本原因是环境公共政策失衡。

　　一方面，2014年，我国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的新“环保法”；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却没有减轻，重度雾霾一次次来袭。孙佑海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公共政策的失衡。孙佑海举例说，三元催化净化器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系统中最重要的机外净化设备，要安装这个设备显然比不安装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安装后再按要求定期检验更换，则要付出更多成本。但不安装净化设备或者不及时检验更换的，也得不到什么惩罚。

　　在孙佑海看来，一些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得立法失衡，群众的意见没有顺畅的反馈渠道。而在执法上，又不能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失衡”，都难以在司法执法领域让人们感受到公平正义。

　　孙佑海呼吁，公共政策应让那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立法上，要真正实现利益平衡，就必须广泛吸纳社会公众意见；而要实现执法上的平衡，就是要严格执法、严格司法。同时，要给文明守法者、对保护环境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应对环境问题，真要全社会全民共同参与！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是环保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胡保林直言，应对雾霾人的努力是根本。他认为，应对环境污染问题并不缺乏技术手段，着重要看管理是否到位，已经制定的措施能否被坚定执行。“在我大学刚毕业时，北京就在研究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避免‘城市病’，可几十年过去了，北京反而越‘摊’越大。”

　　也有学者指出，现有制度下，多部门条块分割式的管理，甚至个别部门的不作为是加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汽车污染治理专家颜梓清表示，机动车在出厂时要求达到“国Ⅳ”或者“国Ⅴ”标准，而事实上，新车上牌变成在用车后，国家的检验合格标准却远低于这一要求，甚至连“国Ⅱ”标准都达不到。此外，机动车检测设备至今仍未有国家计量标准，这对汽车环保监测来说，几乎就是“裸奔”。

　　“为什么机动车不能通过换发动机的方式达到环保要求呢？而一定是要按年头去整车淘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无奈地说，这仍然是管理问题。

　　学者们也试图在管理上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来促进雾霾问题的解决。比如，颜梓清就提出了利用机动车碳排放交易等手段，重构机动车污染防控体系。

　　论坛上，学者们一致认为：雾霾问题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还是管理问题，需要动员全民参与环保。正如孙佑海所言，环保问题必须是全民参与的，必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共同推进环保法律的落实。（作者：刘晓艳）

　　（编辑 赵习钧 王陟昕）